【现场】温铁军：周期性危机与成本转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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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温铁军教授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周期性危机与成本转嫁”的演讲，梳理了共和国66年来历经的经济危机及其应对经验，提出了依托国家级战略投资，实现逆周期调节的对策，简单说，就是“维持投资拉动增长”。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三农”问题专家。此次演讲由战略与管理杂志社、海南出版社与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今天的演讲内容，《八次危机》这本书里面基本上都解释了。
这本书已经六次印刷了，为什么得到这么广泛的认同？一是因为这本书写得时间很长。今天是一个快餐文化时代，但我这本书从1988年开始构思到现在，几十年时间。
二是它在哲学意义上把问题从特殊性提升为一般性；把“中国特殊”提升到“中国一般”。亦即，应该告诉人们——我们有跟一般发展中国家所遭遇到的一样的困难，也曾经由于外债危机而落入发展陷阱。所以，我在这本书中归纳中国经验使用的一个基本观点，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周期性危机（cyclic crises）。
不过，我们还需要说明中国能够渡过危机的原因何在。大多数国家都会遭遇到危机，中国之所以能够渡过危机的原因何在？在于中国有“成本对内转嫁的条件”。所以，我的理论创新并不是发现中国有周期性危机，我只是借用周期性危机理论来分析中国发展经验。
所谓周期性危机，无外乎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不断集聚，同时每一份资本集聚会带来一份风险，风险也在不断累积，最终转变为危机爆发。同样的道理，我倒觉得自然科学说得更清楚，这个收益和成本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作用与反作用力，也相当于英文说的“No pains，no gains”。
道理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有一部分人他们gain，但是没有或少有pain；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多少gains而得到更多pain。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得到制度收益，代价给转嫁出去了；另外一部分人得到很少的收益或没得到收益但是接受了代价。因此这个社会两极分化了，不能公平正义。
危机不是新鲜事。“二战”之前，西方进入工业化之后发生生产过剩，引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危机。生产过剩这个危机二战之后在西方不再发生的原因，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接受西方产业转移的1990年代后期也发生了生产过剩。所以，我说中国“一般论”指的是中国并没有避免生产过剩这个矛盾，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媒体概念叫做“产能过剩”，实际上就是生产过剩。
政策领域中讨论生产过剩最初是在1998年。当时让中央接受这个概念的还是你们北京大学的林毅夫，他递了一个报告，直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他提出我们可能采取的措施只有一个——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在西方二战之前被定义为新国家主义，不是新自由主义。林毅夫1998年的建议就是增发国债、投资于新农村建设，把过剩工业产能转化到农村建设中去，这样就能渡过危机了，这其实是一个“逆周期调节”的战略思维。1998年提出，1999年转化成中国的投资拉动增长战略，先后15年，中国的基本建设投资总计15万亿以上。
2013年新班子接手，仍然维持投资拉动，包括现在强调新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潜台词仍然是化解中国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的老问题。
其实，危机不是问题，问题是——危机如何转化？在中国，是用国家级的战略性投资实现逆周期性调节，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部的基本建设。
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一个质疑——请问，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会不会有投入产出合理的可能？至少短期内不可能。第二个是对于现在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请问，谁才能去做大规模基本建设？是私人企业吗？也不大可能。
因此，就会出现政府把国家主权信用扩张，就是把国家政治权力所派生的纸信用扩张，也就是大规模增发货币，投入基本建设。但，由谁来执行呢？国有银行。交给谁呢？国有企业。干什么呢？大规模基本建设。私人企业干不了、也不能干，因为它没有投入产出合理的可能。因此，就出现了国有资本的挤出效应，何况大规模的国有部门投资到基本建设领域，不产生高回报，所以今天的经济学家一概表示批评，说70%的GDP都是由私有部门和外资部门创造，国有部门占用了70%的投资，能创造多少利润收入？创造多少GDP？带动多少就业？确实都很少。那为什么还得说国有部门是基础，因为它在执行国家逆周期调节战略大干基本建设，基本建设不可能短期回报。修一条高速铁路什么时候回本？没个10年、20年不可能回本，更何况净收益？建机场，像北京这种首都机场什么时候才有净收益？早了。所以大量的资金确实是被国有部门占用了，产生的当期回报确实不多，但是能不让它占用吗？
遭遇到生产过剩就搞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二战之前这一招是谁干的呢？罗斯福干的。所以今天中国所采取的政策相似于二战早期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
所以，面对生产过剩，如果我们愿意非常直白地去看这个世界真实发生的历史，其实本来不至于这么迷惑，大家今天之所以被荒唐舆论所迷惑，原因在于我们从来没有正视过那时候的真问题。
我们中国，它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中有个重要的东西需要鉴别，就是危机是内生性的还是外生性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危机主要是内生性的。为什么？因为要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就得要进行工业社会的最初阶段，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人在进入工业化之前，断续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争，为的什么？国家主权。有些国家获得主权后不能维持下去，为什么？因为没有国家资本。因此，几乎所有获得主权的国家都要跟外国资本交易——引进外资，这是普遍性的。
所以，中国不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才开始引进外资的，毛泽东1950年就引进外资，哪儿来的外资呢？苏联东欧的。因为什么给你呢？朝鲜战争。
今天很多人孤立地讨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没有意义，朝鲜战争其实是中国获得苏联东欧大批外资进入的前提。换来的什么呢？换来的是设备制造业的战略性投资。
世界范围内，只在“二战”之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苏联的“斯大林计划”才有把设备制造业转移到盟友国家的设备投资，这几乎是唯一发生过的设备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在那之后，只转移一般商品生产，不转移设备制造业。
可以说，中国和东欧、日本和西欧都得益于战后的两个超级大国，因冷战而实现设备制造业的“雁阵转移”。分两个雁阵：一个是美国雁阵，向西欧、日本转移；另一个是苏联雁阵，武装东欧的制造业和中国的制造业。这个时候，连钢铁、机械都给，甚至把大型的工业装备直接拆到中国来，在这儿原样装起来。
只有这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可以比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接受的产业转移，大部分有轻加工，没有重装备制造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唯一的拥有产业结构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国家。你们注意，我们到现在几乎都不能出口民用飞机，但是中国在1957年就已经出口了200多架飞机。听着奇怪吗？美国有中国飞机协会，就是当时中国出口的苏式的小型教练机。中国在1955年批量生产拖拉机，1956年可以生产汽车，1957年生产飞机，相信吗？完全是由苏欧投资设备和图纸，在我们这儿的工厂装配，不要以为1950年代我们什么都没有，不对。
总之，如果我们客观地看1950年代中国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形成过程，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亲外资”。很没道理吗？当然不是。因为你没有资本，是“资本趋零”，而要进入工业化，就得遵从工业化内生性的机制，那就是“资本增密、排斥劳动”。资本太少了就亲资本，就会发生政策体系内生性的亲资本。没有任何体制下的政府能够避免工业化内生性的资本增密机制。我们也不例外。
我强调说的是一般性问题：发展中国家“在任何体制条件下”，只要面对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都会亲资本。除非是西方殖民化的掠夺性体制，缺资本可以伸手去掠夺别人。
像中国这种情况，我们是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安土重迁，重农抑商。传统农业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它这个延续几千年给你的好处是让你繁衍出几亿中国人来，但是这也造成你不是对外扩张的国家。
现在很多人都进入实用主义思维了，会问：早年郑和老爷下西洋干嘛去了，为什么没把我们的人都带出去，为什么没把他们的资源拿回来？因为是农业立国。而西方的殖民化，也可以叫做“以国家为单位的反人类犯罪”，算是另外一种类型。
当我们说到外资的时候，注意，1950年代“亲外资”派生的一个现象，就是“苏化”。上层建筑也得跟着亲外资，政府部门，每一个司局、每个处，都需要苏联派过来的人手把手地指导你。每一个工厂，厂长、工程师、技术员连同技术工人都得从苏联请来。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军队，朝鲜战争打仗的时候，入朝参战的几十万军队，先期全部换成苏式装备了。
指望过去“小米加步枪”？那是国内土地革命派生的：每一个前线拿步枪的战士，后面得有八个“送小米”的老百姓，才能打得赢。就因为共产党没有现代化的财政金融，只是用这种非常传统的给农民分地、农民支持你的方式，就打败了现代财政、现代金融支撑的现代化政府和军队。国民党军队溃败的原因是什么？你们很多人看过《北平无战事》，那里边有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1948年币制改革失败，改革失败的内因，它里面也讲了：利益集团很难调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不肯放弃利益，于是乎金圆券改革失败了，意味着现代化金融体系垮了。发不出军饷，谁给你打？摧枯拉朽一样！
这说明，现代化的制度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
而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去工业化、去现代化的社会。
为什么叫去现代化？1949年按月通货膨胀38%，任何政权靠什么手段能应对这种高通胀？我们靠的是占人口接近90%的农民回家分地，政府只管10%的城里人，那90%的农民分地、回家，就恢复了传统小农经济，那是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农民不要政府养，农村那点剩余送进城市足够平抑物价，相当于9个乡下人养活1个城里人，所以城里人就活了。
中国人怎么渡过解放初期“一穷二白+高通胀”危机的？不是靠现代化，而是靠恢复了传统农业。
大多数不能做到给农民分地、让农民回归小农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建立新政权也维持不住。现代政体，代议制民主、媒体自由、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国防军制、现代警察制度等等，全都是高成本的上层建筑，拿什么维持？经济危机不解决，说什么都是白搭。
中国化解1949-1950年危机的做法是革命性的，搞得是“农村土改配合解放战争”。大家都知道，建国之后精兵简政也做到了，大家都愿意回家种地啊。所以，1949年是什么让中国感受不到大危机的冲击呢？是土改让农民回归传统小农经济。
无独有偶。1980年邓小平做了什么？一样，是在1978-1979年大危机情况下，又给农民分了地，那时候农民人口是85%，而1950年农民人口是88%，这个基本结构只有很小的变化，结果也都是大多数人回家种地去了，有吃有喝不找你了。所有农民的公共开支，教育、医疗、福利，也都由家庭承包制都摊在土地上了，农民就不找干部了，政府只管15%的城市人口。现在我们把这叫做改革，当年我们叫做革命，本质内容和实际作用是一样的。
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也在告诉大家：从发展的角度看，其实1950年代并没有所谓“左”和“右”——你的经济基础“苏化”了，苏联向你转移了工业设备生产，你不按它那套照猫画虎，行吗？别忘了，我们建国之初的干部70%以上是文盲，打游击行，搞工业行吗？不行。
现在亲美资，当年是亲苏资，请问哪个是“左”、哪个是“右”？本源西方历史的左右派斗，说不清楚中国的经验。
那后来为啥中国从1960年代初期又改成高度重视劳动群众？很简单，苏联人1960年全撤了，完全不给投资了，很多工厂打了地基、盖了厂房，没装设备呢，人家把图纸和项目文件拿回去了，就等于是烂尾厂、烂尾楼，全部都得算成是前期建设投资损失，你自己会装机械设备吗？没那能耐呀。
从亲资本转变为“亲劳动”这个政策，主要是因为没资本，资本为零，外国不给你资本，你拿什么去维持亲资本政策？只能转向发动国内劳动群众替代资本的战略思想。
“亲劳动”战略有几个突出的典型。
比如说“鞍钢宪法”讲的什么呢？工人群众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鞍钢宪法。同期，在城市产业资本内部大书特书表彰能够维持资本运作的劳动模范。农村是什么呢？农业学大寨。政府不给钱，也不给设备，靠集中农民劳动力自己拿镢头去刨，刨出一个大寨来。
这就是我们归纳的一个道理，“只有成规模的劳动集中投入才能替代资本”，分散的劳动替代不了。当然，分散的劳动有逐渐进入工业化的经验。那是什么呢？早期英国。分散的手工业，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形成“工场手工业”，作坊相对集中。工场手工业因地域集中了而需要机械的产生，于是乎出现了工业革命。
中国呢？已经进入外资主导的重工业化七年了，现在想靠自己的能力维持住这个水土不服的工业化，那靠什么？靠资本？没有资本，只能靠成规模的手工劳动。
所以，在那个年代，如果你非要说“左”，其实从经济的角度看，无外乎是把最大限度的劳动剩余集中起来用到了国家基本建设上。就在那个几乎没有机械化的年代我们搞了38000多套大中型水库，都是靠劳动力堆起来，虽然今天都是“危仓险库”，但那个时候靠人力实现了百分之四十几的耕地可灌溉，农业产量就上去了。
好了，不多说那个年代了。只是告诉大家，只要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承接外资，就会政策亲资本，没有外资也没有内资的条件下就会政策亲劳动，这就是中国的经验过程。
从1950年到1980年，我国发生了多次周期性经济波动。
从1952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最大规模的一次波动是负的40%。什么时候呢？1960年。从这儿猛跌下去。这就是当苏联1960年撤走所有的援助的时候，中国经济跌入了资本为负的危机状态。
怎么爬起来呢？上山下乡。第一次外资开始撤离是1957年，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下滑到1960年、1961年最低。这时候1960年到1961年我们就有了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体现了什么道理？城里没有就业的青年送到乡下去。在西方发生危机的时候，不能就业的青年失业率非常高，高达30%、40%，青年上大街，要么解放广场运动、要么就是捡起街上的石头砸警察，我们当年没出这些事。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把城里不能就业的青年送到乡下。
如果说1950年大规模的城市失业和高通胀，是靠土地改革向农村转嫁成本化解的。那么1960年的“三自一包”也是类似的措施。
第二次上山下乡什么时候？1967-1968年开始的。什么原因？局势紧张。必须得采取措施应对，什么措施呢？三线建设，把当年苏联投资在东部、在沿海所形成的这些工业往内移，这是1963年这一年决定的。中央搞大三线，地方搞小三线，总投资2700多亿。
我有一个问题：向内地转移工业会产生经济价值吗，会产生增加值吗，会创造收益吗？你们都摇头，确实不创造收益，所以它是个国家战略，只有净投入而几乎没有效益，大规模的净投入还导致基础物资紧张和物价上涨……引发了第二次危机。1967-1968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了20%左右，意味着又得向农村求化解。于是就有了我们那批人的上山下乡。
各位，你以为往乡下送那么简单吗？几千万知青，谁愿意要？
所有农村中学生，全都没有安排工作，比我们城里的大约多一倍以上，这些人全都回户了，根本不算工龄。我们城里人下乡叫插队，能去插队，就是因为事先有集体化组织，可以直接从大队集体的库里面挖粮食给知青消费。以我们村为例，吕梁山区的一个小村，去了多少人呢？26个，等于给这个村增加了10%的人口，而且都是最能吃的。这令村里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粮食消费，没有集体化谁能供得起？
我们1968年下乡这一拨的宏观背景，同样是因为国家大规模投资不能产生回报，于是财政赤字压力下建设投入一下降，新增生产能力就下降，就得大规模往农村转移城市劳动力。和1960年一样，仍然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义。
所以，过去国家应对工业化内生性危机的真正的经验，主要是成本转嫁，而不是谁比谁更英明。
1970年，中美关系破冰。到要准备谈判的时候，尼克松说我要先给毛泽东送个大礼，解除了对中国的封锁。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抓紧制定“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西方的设备，从过去偏军事，转向偏民生。从此，中国对西方开放。
1974年，要引入西方设备，引入什么？西方不可能像早年苏联那样给以战略援助，只可能是贸易洽谈。这时候，更要用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向西方出口，来换西方的设备投入。这时候国家外债转为财政赤字、国内经济再次下滑，从1974年下滑到1976年。1974年下滑比较严重的时候，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个能人，把他请回来，让他抓经营管理。”
所以，第三次上山下乡是从1974年到1976年，还是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里没法安排就业。
华国锋接班之后制定了一个“八二方案”，要引进82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大量引入外资在我们这个体制下，都转化成外债。外债只能国家还，无论是哪个企业得到什么国外设备，最终都是国家财政给它付账，因此国家负债陡然上升，到1978-1979年，财政赤字大量增加，经济又掉下来了。
1978年邓接手的时候，经济是明显下滑的。邓小平面临1970年代留下的一百多亿美元的债务，都转化成赤字了，再加上对越战争，直接军费开支接近50亿人民币，也都变成财政赤字。
在那个年代，没有财政投资，就无法扩大再生产。怎么办？邓小平没法再搞城里知青下乡了，1980年采取的危机应对对策，后来就被我们解读为改革。什么政策呢？其实就是财政没钱了，不如对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那么，农村改革怎么回事？当时的领导人说，既然财政拿不出钱来，不如放了，给农民休养生息吧。当年这都是大实话，老同志们的回忆录里都有。
那，从哪儿放？从边远农村，从贵州、安徽贫困地区允许大包干，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等等边远地区先允许大包干，甚至允许分地。邓小平一看分地管用，干脆就都放了。当时文件都把当时的家庭承包叫做“建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我念完一遍，你们谁能把它重复出来？当时政策部门有年轻人说，罗嗦这么多干嘛，不就是给农民分地吗？“分田单干”四个字全解决了！
在放的时候，中央同时出台了很重要的休养生息政策——大幅提高粮价。1979年到1982年，中央把粮食综合收购价格提高了49%。一下子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多卖一斤粮食能多赚49%的钱，于是产量一下子上来了，连年增产。
分地是动增量，还是存量？当然是存量。有人说中国搞的是创造增量的渐进改革，是平滑过渡的。其实不然。1980年代最大的改革，是一步到位地把中国最大规模的资产——土地再次平均分配给农民。农民有地种了，有吃有喝不找你了。整个国家财政里的农村开支，从百分之十几陡然下降到百分之二点几。这二点几干嘛呢？维持县以下涉农部门的基本生存，不再可能去服务农民，于是基层政权处于悬浮状态。这也被我们在研究中称做“治权残缺”。
接着，上面又出台了一个文件，要求“建立县以下地方财政”，但是自收自支，国家不管了。什么时候又重新管的呢？一直到2004年，取消农业税，才说今后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开支主要由中央和省两级负责。
改革之初，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5%，现在大约占45%，按户籍算还是70%。大量农村人口的基本公共开支，政府长期是不管的。中国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高的增长率？因为应支未支的一部分被作为生产性投入了，政府长期没管农村的基本公共开支。
这时候，财经界开始出台深化改革方案，其深刻程度、全面程度，都远甚于苏联当年的方案，现在叫做“顶层设计”。只不过，当时是老同志们集体作决策的，他们大部分不认可全面推进，结果是先试一下“价格闯关”，随即引发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1989年进入“生产停滞”。
随之，是1990-1991年的萧条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巡。地方经济高涨。国家允许沿海各个地方自主地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却不承担风险，于是地方上交给中央承担的负债和赤字就又陡然增上去了。
1993年外汇、财政、金融这三大赤字同步爆发，经济大幅度下滑。这时候，朱镕基大力推进城市企业改革，靠“铁血十六条”，加上“砸三铁”实现“三年软着陆”；到1997年遭遇东亚金融危机外需陡然下降，他又得从1998年接任总理起180度大转弯把投资搞上去了。
每一个危机都有代价，代价的直接表现一般是为失业。中国的“待业”、“下岗”也都是失业。当年4000万知青下乡，1980年4000万知青回城待业，到1990年代后期又是4500万职工下岗。国企改制后，有不少国企工人，每天早晨要去签到，然后在车间里大家坐在一块，发几份文件，读去吧。到月底的时候，银行对企业发生活补贴贷款。中国用这种方式稳定了大局。
这以后，国企社会包袱算甩掉了，我们就应该进入到市场经济新阶段了。可是还没来得及进入新阶段，又出麻烦了，什么呢？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1998年朱镕基大规模增发国债拉动投资，用投资增长解决就业。由此开始，中国经济一路靠投资拉动增长和带动就业。大量的投资由国有金融部门转到国有企业部门，国有企业部门又把它用来搞基本建设了，所以就发生了较高通胀。
到现在，我们又遭遇到经济大幅度下滑。怎么办呢？地方债务问题很严重，大量的地方投资变成了银行坏账，所以，现在对内强调城镇化。对外是“一带一路”，把工业生产能力向外转移，但不保险。比如说要进入东南亚地区，各方面情况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就要支付巨大的制度成本。例如，要修高速铁路，出现一个难啃的钉子户，就必须绕弯！绕不了弯，这条路就被阻住了。“走出去”之后，人家的体制根本不一样，所以成本很高。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什么？真正要做的是维持投资拉动增长的常态。这就是强调城镇化战略的实质。有人算了一笔账，一个农民进城可带动20万投资，未来要多少农民进城？如果要动员两亿农民进城，就带动40万亿投资。
但是别忘了，眼下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标——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资源、环境和社会的综合性发展，内涵是多样性的。如果都搞成统一的城镇化，那就很麻烦。
现在更难以改变的是，有关主管部门只认“城市化”，外国人也只认城市化，我们请了高盛等外国公司来给中国人做规划，上来就是城市带、城市圈等概念！就流行起来，“城镇化”随之演变成了现在非常西方化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但，超大型城市一定是高度污染的，是生态不可修复的。要想实现生态文明这个战略目标，恐怕不能搞大城市化的。
我们希望把投资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城镇，因为城镇可以更多地吸纳中小企业，而不是吸纳大企业。中小企业才是解决就业的主力。
所以，近年来的趋势正好是沿海去工业化，内地加快城镇化进程。